2013年3月7日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、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告訴本報記者：“呼吁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提案已經上交。”
傅軍稱，這一提案的背景是，面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，歐債危機的連鎖放大效應，2012年以來的國內經濟回升乏力，尤其是實體經濟在“外需不振、內需不強”的內外擠壓下，發展態勢明顯落后于前幾年。
要改變目前的態勢，“支持實體經濟發展，最好的辦法之一莫過于實施結構性減稅”。
實體經濟須減負
2012年實體企業利潤下滑30%～40%，而稅收及規費仍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幅
《21世紀》：你在兩會期間提出了針對實體經濟的結構性減稅方案，這一提案的背景是什么？
傅軍：目前實體經濟的生態，我想用8個字來概括：內外交困、亟待救援。我這里的“內困”主要是指企業自身的生產成本在持續攀升。
這個局面的造成，一定程度上帶有不可逆轉性。畢竟，在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大背景下，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可能不上調，社保費用不可能不增加。也就是說，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已進入大幅上漲的歷史時期。另一方面，企業原輔材料成本上升、物流成本拉高、燃料動力成本增加。各種上升的成本，對企業而言就意味著利潤空間受擠壓，如此反復，出現了企業虧損面擴大、虧損額上升，不少企業進入難以為繼的境地。
《21世紀》：按你所言，“內困”帶有不可逆轉性，那么“外困”呢，可以調和嗎？
傅軍：任何困難一旦形成“勢力”，總帶有一定的不可抗性，比如我要說的目前企業的外困，一方面是企業承受的各種稅費日益沉重，一方面是企業的融資壁壘越來越高。
我這里有一組有關企業稅負的數字：1994年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0.64%，而到2012年則上升至21.32%。這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水平已超過40%，這在國際上已經是非常高了。再看看企業融資，目前，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包括貸款利息、保證金利息、擔保費用、融資顧問費用等等，合計高出銀行貸款利率約50%，實際資金成本超過10%，有的地方高達15%-20%。有的中小企業由于抵押物少、規模受限等原因，貸款申請遭拒率高達56%，資金已嚴重制約企業的發展。
我對這種夾縫中求生存的企業生態，一直心存憂慮：2012年實體企業利潤下滑30%～40%，而稅收及規費仍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幅。一頭“稅費高”，一頭“融資難”，成為2012年困擾中小企業的頭號難題。
《21世紀》：“外困”，基本上都是日積月累而成的，解決起來估計也是個漫長的過程，你認為呢？
傅軍：所以，在今年的“兩會”上，我就這個問題提交了一個專門的提案，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。據我現在掌握的數據，中小企業的數量占我國企業總數的比重超過95%，上繳稅收占總額的50%以上，GDP占全國總數的60%以上，提供了75%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，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80%以上在中小企業實現了再就業，還安置了1億-2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。由此可見，中小企業在繁榮經濟、增加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但小微企業的生存困境，已經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。在國外小微企業基本是免稅的，因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社會就業，減輕就業壓力。國家應繼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稅力度，這也是“放水養魚”。中小企業做大做強了，稅收總量也會隨之擴大。
重復征稅比較嚴重
北京征收的費用有40多種，有的地方多達近百種
《21世紀》：對于這些問題，更多的似乎需要從制度層面尋求破解之道，你覺得呢？
傅軍：是的，至少有兩方面我們完全可以做到：一是消除重復征稅，切實減輕企業負擔；二是降低流轉稅稅率，切實考慮企業納稅能力。
我國現行稅收政策中，重復征稅的現象比較普遍，譬如，企業按利潤總額繳納25%的所得稅后，稅后留成利潤轉增公司注冊資本，自然人股東還要交20%的個人所得稅。這樣，累計稅負高達近50%，而且企業繳納的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還未計算在內。房地產企業取得土地時，除了支付高昂的土地使用費，還要繳納土地使用稅、土地增值稅、房產稅等多達10余種稅。此外，各級政府還要向企業征收價格調節基金、水利基金、堤防維護費等名目繁多的各種費用。北京征收的費用有40多種，有的地方多達近百種。清理和廢除重復征稅，才能切實減輕納稅人的負擔，留給企業更大的生存空間。
《21世紀》：你提出的“降低流轉稅稅率”，能否給我們做個通俗的解釋？
傅軍：我的意思是說，國家的稅收政策應當考慮企業的納稅能力，盈利多的多納稅，盈利少的少納稅，沒有盈利的不納稅。增值稅和營業稅屬于流轉稅，以貨物和勞務流轉額為計稅基礎，不考慮企業是否盈利，即使企業虧損，也要照章納稅。而且，流轉稅還是我國最大的稅收來源，2011年占到稅收總額的54.87%，2012年也占到53.99%，而美國只有16%，日本約18.6%，歐盟也只有30%左右。
目前的營改增試點效果不明顯，有的甚至增加了稅負。我建議降低流轉稅稅率，增值稅基本稅率降至10%左右。微利企業和虧損企業應當少量征收或取消增值稅。
《21世紀》：你提出的“結構性減稅”政策，正是對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呼應。這個作為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專項建議，假如政策得以落實，對政策效果如何追蹤、評判？
傅軍：假如政策落地，對企業的發展壯大、對企業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將直接起到推動作用。因為這一財稅體制改革的本身，就帶有一種引導性和激勵性。
如果對自主創新產品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實行更低的稅率，如減半征收或者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，那將極大的支持企業自主研發的熱情，提高創新能力。如果對科技成果孵化期的企業應實行稅收減免，將支持創業型企業成長壯大，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，實現“中國制造”向“中國創造”轉變。
